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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陵】清烟一缕
日期:2017-12-05
来源:盛京文学网
作者:刘嘉陵
点击:841

1967年夏北海公园,左一为刘阿音,17岁,中为刘嘉陵,12岁,右一为刘齐,15岁。

 
  
清烟一缕(节选)  
刘嘉陵  
癌细胞在大哥体内高唱胜利凯歌迅速克隆着。虽然这是个火红的年代,但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有大哥身上的癌细胞那样高的工作效率。它们不用哪个革委会主任或军代表来作战斗动员,不用哪个文艺宣传队来演鼓动歌舞,不用哪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大娘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作忆苦思甜报告,就在那儿昼夜不息、不计报酬地埋头苦干,直到把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大坨”变成一副皮包着的骨架。  
大哥大汗淋漓地忍受着癌肿中心坏死后的“持续性钝痛”,总想用最粗鲁的脏话骂什么,可还是咬牙唱起了英雄人物在最艰难的时刻通常要唱的《国际歌》。医生对父亲和母亲说,你们要是实在想给他动**,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家属嘛,谁都想尽最大努力,将来不后悔,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花了这笔钱,孩子还要在原先的痛苦上再加上一倍的痛苦,对他的病却几乎没什么帮助。开刀后治愈的先例几乎没有。母亲抽泣着说,那也不能眼看着我儿子……医生说,只能是保守疗法了,打打点滴,消消炎。父亲一面搂着母亲轻轻拍着她,一面对医生说,那就多用点好药,孩子越少遭罪越好。医生说,我会尽力的。  
医生走出病房,父亲追了出来,边走边踉跄着跺脚。父亲说,大夫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什么情况能不能先咱俩沟通,完了再告诉孩子他妈?医生说,你们老两口一块儿知道还是必要的,这样的大事,你瞒下去又能怎么样呢?父亲的泪就落下来,说大夫,我儿子……太憨厚了……他老想转到我们下乡那个地方,跟爹妈在一起,可我们怕影响不好,就动员他还在辽北乡下呆下去,他就听了我们的话……孩子从小没少吃苦,可从来也听不到他抱怨……早知道这样,我们还不如……原谅我大夫,我可能太激动了……医生和父亲握握手,叹口气说,老同志,我理解你。不管结局是什么样的,你都得挺住。是啊,谁摊上这样的事都够呛,可是不咬牙挺住又怎么办哪?人这一辈子,总有一些必须咬牙挺住的事情,谁都不能例外。一会儿他又说,老同志,我读过你的文章和**前你办的报纸。你怎么老是跺脚啊?父亲掏出手绢揩揩脸,不好意思地说,**初期,向革命群众交待问题时,站得太久了,落下了毛病。  
父亲弯下腰,满脸笑容地对大哥说,孩儿呀,咱们翻翻身怎么样?来,你搂着爸的脖子,这就好……这就好……这就……好!来,爸给你揉揉后背。母亲训斥父亲说,你给孩子盖上点呀,感冒着!父亲像执行最高首长的重要指示一样连说,哦哦哦,盖上盖上盖上!一面哈哈大笑,一面迅速将被子在大哥后背掖严。想一想使命还未完成,又将双手在被子缝隙下伸进去,小心翼翼地在里面进行暗箱操作,如同老牌摄影师在黑布里面鼓捣胶卷。那时候,《实用临床常见恶性肿瘤诊断与治疗》这本16开的大书还没有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呢,否则父亲一定会抓紧时机仔细研读的,第八章《肿瘤病人的护理》那几页会被父亲的大手翻得体无完肤,心理护理、饮食护理、疼痛护理、化学治疗的护理、放射治疗的护理、免疫治疗的护理、**前后的护理……父亲的口中时不时就能蹦出这些词组。父亲一直教导我们,无论什么事情,只要碰上了,就一定要想方设法弄懂它,至少要粗知基本常识。一生热爱学习的父亲如果早些读到这本书,我敢打赌,他会成为“理论肿瘤护理学”专家的。  
父亲又弯下了腰,笑呵呵地对大哥说,孩儿呀,来,咱们翻个身,你搂着爸的脖子。这就好……这就好……好!然后速速盖好大哥后背,双手伸进被子,小心翼翼地进行暗箱操作。这一套本该换一下角色,由身强力壮的大哥弯下腰,小声对躺在床上的父亲说这番话的,可是你瞧,上帝就是这样地开了我们全家人的玩笑。随着大哥死期的临近,这套翻身程序父亲越来越应付裕如,几乎不再气喘吁吁了。  
离开朝阳大队一个月零二十几天后,一九六八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刘阿音,生命之钟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日凌晨停摆。恶性软骨肉瘤。二十一岁。体重只及原先一半。二哥只身为他送葬时,把自己心爱的草绿色军帽戴在大哥头上,还和他握了下手。那时候大哥针眼累累的手皮包骨头,抽抽巴巴。  
今天的大报小报上一谈到预防癌症时就鼓励人们吃糙米,吃粗粮,吃土豆,吃大蒜,吃大头菜,吃胡萝卜,吃大豆,吃海藻,吃火菇,吃地钱,吃海扇,喝生蔬菜汁,喝绿茶,喝酱汤……大哥除了那些金贵东西,该吃的粗茶淡饭一样没落,可还是得了癌。百发百中的恶性肿瘤为何看中了这个用玉米面塑造出来的“大坨”,谁也无法讲清楚。也许这仅仅缘于若干年前胡同里的一场摔跤比赛?恶性肿瘤用它的生命力和我哥哥的生命力摔了很久之后,到底把我哥哥击败了。令我们稍稍欣慰的是,大哥直到最后摔倒,也不清楚对手是谁。他在一个小本子上写满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父亲和母亲从沈阳回到我们家下放的乡间时,我从一挂马车上把几件大哥的遗物从父亲手中接过来,父亲踉跄着跺脚,命我快快搀扶母亲。母亲微笑着对我说:“孩儿啊,你哥走啦……”我一面往家搀扶母亲一面说:“妈呀,我哥他再不遭罪了,您也别太……”母亲继续笑着,说:“是呢。你哥最后几天再也不生气了,老是笑嘻嘻地跟我说,妈呀,这下我可要好了。妈呀,出院咱就回家。挺大俩手,就那么摸你,就那么摸你呀……”  
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大事,领袖毛泽东不可能知道一个自己起了“卫东”的名字、当年初见天安门时热泪盈眶的东北知青已化作一缕清烟。  
大哥原地不动地站在了二十一岁,我却一晃儿活到了四十多岁,比大哥“大”了一番还多。前不久,一个二十多岁的出租车司机送我去机场,一口一个“大叔,我说得对不?”这使我蓦地意识到自己已不再年少。尽管如此,一个扔下四十奔五十的大老爷们忆起他二十多岁的长兄来,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天深夜,我正在街头为他烧纸时大哥突然飘降,我还是要毕恭毕敬地跪在他面前的。  
但我是不是犯了一个人们通常容易犯的错误:由于自己的亲人故去了,就自觉不自觉地美化了他?如果我这篇东西是散文或者叫纪实文学,那么其中必不可少的移花接木、拆东补西就将受到真实主义者的质疑。而如果这篇东西是小说或者叫虚构文学,那么其中过于写实的地方又会受到新潮主义者的蔑视。这样两头不待见的东西很可能费力不讨好,但是话说回来,一个人在用十几年的时间和力量为他的亲爱者和某一个时代作传,还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讨好谁么?  
每当我坐进一辆出租车游走在沈阳城大街小巷时,身边那个胡子拉碴、不住地抽烟、超车、动不动就破口大骂的司机时常让我想道:大哥活下来会不会是这样子?还有那些电工、水暖工、交警、税务官、公司老板、在烧烤店和朋友们大呼小叫、一箱接一箱饮用沈阳鲜啤的中年汉子……如果大哥活下来,会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呢?老实说,我希望大哥是个当代英雄——某家公司的总裁,西装革履,走南闯北,日子过得宽宽绰绰,那样的话,父母得省多少心啊。而如果他碰巧是个大中型企业的下岗工人,兄弟我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哪怕只负责他的香烟和啤酒呢。在大哥他们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纪念日里,我应邀出席了大哥知青同学的聚会酒宴,那些一九五零年前后出生的老知青几乎都鬓发花白。当年和大哥最要好的、人称“大个儿”、后来幸运地当兵离开辽北穷乡的那位老大哥,个子一点都不高,穿着灰暗的褂子,面孔黝黑,身板十分单薄,作为第五小队知青点长打着手势发言说:“三十年前,我们响应主席号召,来到了广阔的天地,和贫下中农同志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在座席上一面举杯一面暗想,我哥哥要是活下来,也该染发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初,我从沈阳专程去了趟辽宁北部那个贫困县的贫困乡。现在它叫胜利乡了,不过年龄大些的农民还是称它胜利公社。在乡政府喝过几巡酽酽的红茶后,乡里派了辆吉普车送我去了大哥插队的地方。那一天气温很低,天空是铅灰色的,还下起了雪,一派地道的冬日景象。  
小屯歪歪扭扭几十间老房在眼前一一掠过,最后我来到前大队支书王殿英家里。四间老屋八面漏风,住室西北角的屋顶甚至能望见天空,就像全国许多旅游胜地的“一线天”一样。屋顶的秫秸、椽子和檩子都黑乎乎的,挂着许多灰吊儿。炕前围着男女老少五六人,炕上躺着个老太太,盖着好几床旧花被,正在打点滴。七十二岁的老支书站在地上,个子很矮,穿着黑袄黑裤,戴了顶许多年前流行过的仿军帽。奇怪的是,他的肤色并不像众多乡亲们那样黝黑,而是接近于粉红色的那种红。腰板挺得很直,连同他的肤色和军帽的橄榄绿,我觉得他很像参加过二战的盟军老兵。他和我握手说:“你是阿音儿的弟弟呀?个儿可不矮,像你哥。在哪儿上班呢?效益还行?我老伴呀?肺心病,老毛病了,总犯。你爸你妈都挺好啊?多呆几天吧,好不容易来一次,再来还不定啥时候呢。你哥住过的那所房子一场大火早烧光了,就剩下个房场地儿,没啥好看的了。你哥是个好小伙子,干活从来不挑轻躲重,一干一身汗。冬天总往炕梢睡,让同学睡炕头,那病八成就跟睡凉炕有关。后来他总吵吵膀子疼,这风湿膏贴的,一服接一服,就是不见好。那么难受,还是不笑不说话,真是个乐天派。他那膀子要是早点治兴许有救,就知道贴风湿膏啊。后来我到沈阳医院看他,他疼那样还对你爸你妈说,咱大队挺穷的,就别让大队拿钱了。爸呀,你领王书记吃点好的,要二两酒。王书记,你回去告诉大伙儿我这体格没问题,等我好了,还得回去割地呢。你哥是一点不知道他得了这么个绝症。可也是,恁么个棒小伙子,说没就没了,搁谁谁能相信呢?一晃有二十多年了吧?”七十二岁的老支书叹着气说。  
我从老支书家离开时,一家人都送到房门外,招招手后都回去了,老支书却执意送到院门口。院墙是土培起来的,比他们家的房屋还破烂,院门是用乱木条绑成的。老支书说:“再来就到这儿吧。今天真是不错,阿音儿的弟弟大老远从省城来看我。回去给你爸妈捎个好儿。”小老头站在白花花的风雪中向我微笑着,戴着早已过时的仿军帽,挥起了手,脸红得的确很像二战时期的盟军老兵,电影《海狼》《野鹅敢死队》里就有这样的形象。只是他没有欧美老兵高大,但腰板挺得笔直,我猜他就是军人出身,后来当起了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领导朝阳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学大寨赶大寨,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让家乡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哥哥早不在了,这位粉红脸膛的小老头又在风雪中向我挥起了手。  
吉普车在我身后,几十年历史在我身后,我眼前只有这位矮小苍老的前大队支书,和一片我哥哥他们始终没有治服的盐碱地。我用哥哥一样长的双臂抱住了小老头,声音很小地哭起来。小老头的脑袋刚过我的肩头,但他不住地用拍过大哥的手拍着我。  
 
原载于2000年第6期《北京文学》,后获第二届“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编者按】【网站执行副主编:曹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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