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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世风华文溯阁
日期:2015-05-26
来源:盛京文学网
作者:初国卿
点击:1339

在沈阳住了二十多年,走遍了大大小小的街巷和胜迹景观,惟一让我萦绕心怀且略含悲情的地方就是文溯阁。深秋的一天,我又一次造访故宫深处灰墙绿瓦的建筑,阁中依然地清空寂寞,望着文溯阁苍凉的楼影,我有一种世事变幻、物去楼空的怅然。对文溯阁,我既有着一种忘不了的情怀,又有一种空疏的剥离感。我想起了1996年的秋天,在文溯阁《四库全书》离开沈阳、离开文溯阁30周年之际,沈阳电视台筹拍一部《文溯阁与〈四库全书〉》的专题片。作为这部片子的撰稿人,我有了充分的理由亲近文溯阁,叩访文溯阁的沧桑,同时又远赴兰州,去探望在黄河岸边那因为书阁分离空怀一腔愁绪的文溯阁《四库全书》。

                                      一

  那是一个秋雨迷离的午后,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先生为我的采访安排好了一切,并亲自陪同介绍文溯阁的建筑规模和历史变迁。他多少有些激动,激动得近乎苍凉。我很理解,作为博物院的院长,面对这故宫中最可葆爱然而却黯然了三十年的空阁,心中自然不会畅快。

  当我们看完当年乾隆皇帝读书的仰熙斋和《文溯阁记》碑亭来到文溯阁楼下的时候,却见上楼的大门紧锁着。支院长喊了几声,从楼上打开的窗子探出女管理员的身影,原来她正在清扫卫生,为防有人上楼,在里边反锁上了阁门。楼梯很窄,木制斜式,只能容一人行走,二百多年,能上文溯阁的人大概也是屈指可数。

  楼上六楹,每楹都是楠木雕花门格。阳光斜射,当年的金丝楠木书架空落着,乌黑中透着暗红。女管理员张爱群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对这份工作很尽心,书架擦得一尘不染。楼角的小写字台上摆放着一排《读书》杂志。她说她是《读书》的忠实读者,已经连续订了十几年。我很羡慕她,在文溯阁上的阳光里安闲地读书,这是一种前贤不见、后者难及的享受。然而,能葆有这样一份自甘寂寞的心境,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来的。

  窗外雨雾升腾,秋意正浓,楼上到处飘逸着一种书籍和楠木的古色古香。阁中寂静,寂静得让人感觉不到人世间的风尘。如果不是楠木书架上那镌刻着的“集部第××架”的字样,似乎让人再也想不起历史,想不起文溯阁二百余年的沧桑。楠木书架、楠木楼板、楠木门格,在我的印象中,楠木是帝王的象征,北京十三陵长陵大殿中那矗立的金丝楠木大柱曾令世人惊叹。为了采伐皇帝所用的楠木,不知多少人的生命断送在广西、云南的深山云海中。楠木既带来残酷,又带来文明。如今,我抚摸着二百年前的楠木书架,脚踩这尘封了许多个年头的楠木楼板,与在十三陵中的楠木大柱前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随意驻足在这里的任何一块地方,都仿佛走进了满是文字的历史。它的每一块楼板、每一架书格都告诉我:文字记载,无疑是文明发轫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沧海桑田,英雄枯骨,当历史烟云散尽,世事飘若尘埃的时候,没有什么比卷帙浩繁的文化典籍更能供后人解读文明演进的足迹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将《四库全书》视为同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并列的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尽管《四库全书》不在了,可人们还是那样重视文溯阁,保护文溯阁,都想到这曾经庋藏过《四库全书》的地方凭吊些说不清的东西。一份追慕?一份伤感?一份企盼?曲意幽怀,无不缘于那部典籍的魅力和文化的感召。

  从文溯阁楼上俯瞰故宫,所见都是各种建筑的飞檐翘角和一片金黄色的琉璃瓦,也只有登上凤凰楼才能有同样的感觉。然而文溯阁与凤凰楼远不一样,凤凰楼是乾隆祖上聚会议事、筵宴安寝的地方,所藏的是玉宝玉册、圣容圣训;文溯阁只是一座空楼,一座书去楼空鲜为人知的藏书楼。同游客熙攘的凤凰楼、八王亭相比,它更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

  书去楼空,文溯阁有知,烟雨秋声之中,更显得苍然迷离。

                                      二

  就确切价值而言,文溯阁只是一座藏书楼,而且二百年间只藏了两部书,精确点说只有《四库全书》一部,那部《古今图书集成》只是一个陪衬。然而这却是几乎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主要典籍、历经二百多年兵燹战乱而完好无损的一部硕大无比的书。它本身,就是一件巍烁古今、震惊世界的壮举。

  早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初,乾隆即命仿浙江宁波天一阁建内廷四阁,并命杭州织造寅著亲往天一阁,访察建造之法,然后绘图上奏。寅著在奏章中说:天一阁阁前凿池,其东北隅又有曲池。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天一”名阁。阁为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阁的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乾隆深以为然,随后下诏分建四阁。首先开工的是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和圆明园的文源阁,二阁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竣工于乾隆四十年(1775)夏。阁成之日,乾隆特赋诗说:"天一取阁式,文津实先构。"接下来于1775年至1776年在紫禁城建文渊阁。在内廷四阁中沈阳故宫的文溯阁建得最晚,于1781年动工,第二年建成。乾隆亲笔书写《文溯阁记》。其中谈到四阁的立意,说"四阁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渊、若源、若津、若溯,皆从水以立意"。水各有源,同归于渊,渊为源尾,源为渊头;由渊觅源,其经为津,其行为溯。而盛京的"文溯阁"更有合周诗"溯涧求本"之义,"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可见乾隆在这四阁的建筑及命名上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抄写完毕的《四库全书》第一分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大体上藏进文渊阁;第二分书于同年秋开始分五批陆续运抵文溯阁;第三分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藏于文源阁;第四分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贮进文津阁。乾隆当初的想法是将《四库全书》只抄写这四部,后来忽然想到江浙为人文渊薮,于是复命续缮三部,分藏江苏扬州大观堂之文汇阁、镇江金山寺之文宗阁、浙江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让士人就近抄录传观。

  至此,南三阁、北四阁,七部《四库全书》分藏七阁之中。这是刻本书时代的写本书,弥足珍贵。其中北四阁之书为皇室禁物,与士民无涉;江浙三阁书成后,准许士子入阁抄录。人文荟萃之地,更得《四库全书》的垂荫,这对江南文化的发展自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进入19世纪后,随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四库全书》也走上了悲壮的历程。1853年,南三阁中的文宗阁和文汇阁连同藏本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此时距乾隆离世还不到60年。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抢劫并烧毁圆明园,文源阁及其藏本一并化为灰烬;1861年12月,太平军进攻杭州,文澜阁藏本散失过半。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七分之书已佚存参半。缅怀畴昔,不能不令人产生典籍散亡之悲也!

  还好,余下的三部半书总算熬过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19世纪,走到了20世纪。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仍然动荡,三部半书又累遭劫难。1915年,文津阁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护所,后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故宫文渊阁藏本在日寇侵占热河后,于1933年运到上海,后又迁徙重庆,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收藏。至此,七阁之书,只有文溯阁藏本还算完整,书阁一体。

  文溯阁《四库全书》会有一个幸运的结局吗?

                                      三 

  事情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余下的三部半《四库全书》尽管只有沈阳故宫的这一部还藏在文溯阁中,但这一部的命运却又最为多舛。

  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历险开始于1914年。这一年,为拥戴袁世凯登基,准备影印《四库全书》,于是将文溯阁藏本运抵北京,存于故宫保和殿。袁世凯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此书被冷落在故宫中。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给日本人,价格议定为120万元。此消息传出,首先为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先生获得,他于4月22日率先致函教育部,竭力反对此事。迫于舆论压力,卖书东洋之事遂作罢。这位沈先生生于1887年,卒于1947年,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段砚斋杂文》和《沈兼士语言文字学论文集》。早年留学日本,曾与钱玄同一起师从章太炎,为同盟会会员。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为北大评议会成员。其兄沈士远、沈尹默,同在北大任教,在校园中有"沈氏三兄弟"之称。沈兼士与鲁迅先生有很深的交往,在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中,他曾同鲁迅、许寿裳等人站在一起,签名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文溯阁《四库全书》最终没有流落异邦,我们应该感谢这位沈兼士教授,是他的文化良知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保全了中国人的体面。为了追寻他的事迹,我曾求教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和他的夫人杨贺松老师,是他们帮我在北大校史办查到了有关沈兼士先生的资料,后来我写成了《不该忘记的沈兼士》一文,总算释然了对他的一片敬意和感激的情结。

  1925年,文溯阁《四库全书》已离开沈阳十年。这时,沈阳欲筹办图书馆,张学良等许多东北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准备索回文溯阁《四库全书》。杨宇霆致电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为"奉省旧物,仍归奉省保存",并言辞恳切地说:"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将来东省文化日兴,皆出诸公之所赐也,无任感盼之至!"章士钊先生接电后即提出阁议,多方争取,终使文溯阁《四库全书》回沈之事落实,并抓紧清点,查经、史、子、集共6144函,于当年8月5日点交完毕,由当时的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子安查收押运回沈,并于民国二十年(1931)六月撰写了《文溯阁四库全书复运记》,刻嵌在文溯阁东面的宫墙上,以志纪念。

  “九一八”之后,东北国土沦陷,文溯阁《四库全书》与沈阳城一起落入日本人手中,后以伪满洲国国立图书馆之名代为封存。

  新中国成立,文溯阁《四库全书》真正回到了人民手中。政府为了妥善保管这套书,进行了认真的清理。据参加此项工作的杨仁恺先生回忆,1950年,他刚来东北工作,受聘到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室任研究员。文物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沈阳故宫西院。当时有三位研究员,除了杨先生,另两位是金景芳和朱子方。三人受命协助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整理《四库全书》。因为战争缘故,历尽沧桑的《四库全书》当时存放在故宫地下书库。杨仁恺等人逐本逐页地进行整理、修补,查找错、漏字。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办公、吃住在文溯阁里,终于将《四库全书》整理完毕。三人为了纪念这次颇有意义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曾互相戏称为"文溯阁大学士"。距杨老"大学士"生活半个世纪之后的一天,杨老非常投入地回忆起当年情景,对《四库全书》充满了一片深情。我当时请杨老题写了一幅书法:"沈阳的旷世风华---为文溯阁四库全书题。"那天,杨老的兴致特别好,那幅书法也写得格外精彩、漂亮。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火已烧到鸭绿江边的情势下,为了保护好《四库全书》,有关方面将它连同宋元珍善本图书,再一次运出沈阳。先是运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在讷河城外一所被改造成小学校的关帝庙里。1952年夏,讷河水患,又不得不将《四库全书》迁运到北安。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1月,《四库全书》才得以运回沈阳,存放在故宫文溯阁院内的新库房里。

  1966年10月,中苏关系紧张,出于战备考虑,此书从沈阳故宫文溯阁运抵甘肃。在运出之前,辽宁省图书馆的职工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夜以继日地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全书进行了逐函、逐册、逐页地清理,将水迹、斑点、破损等情况详细地记在了清点卡片上,凡发现有破损处均做了修补,还整理出了一个完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一并交予甘肃省图书馆。沈阳铁路局备好了专列,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行程近三千公里,于10月底将全书运抵甘肃,藏于兰州市郊的一个战备书库中。这一去就是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对于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库全书》来说也许不算太长,但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却足够漫长了。如今,冷战早已结束,而文溯阁《四库全书》还沉睡在长城那边的黄土山沟中,这无疑是一种暴殄天物般的浪费。

                                     四  

  在一个秋光绚烂的日子里,为拍摄专题片《文溯阁与〈四库全书〉》,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兰州。恰逢甘肃省图书馆建馆80周年庆典,正在展出馆藏珍品书画,其中有文溯阁《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一函,同敦煌写真本、沈周《山水横幅》、董其昌《行书长卷》等一起展出。

  透过玻璃展柜,我们见到那装潢考究的《四库全书》为长8开本,封面各异,经部为绿色,史部为红色,子部为蓝色,集部为灰色,分别代表一年四季。史料记载,这四种封面颜色还是陆锡熊的创意。据说陆锡熊在全书抄写近尾声的时候向乾隆建议说,《四库全书》卷册颇多,经、史、子、集四类,若用不同颜色封面装帧,岂不便于翻阅?乾隆听取了这一建议,决定用象征四季的颜色来表明书的类别。他认为经书居群籍之首,犹如新春伊始,当标以绿色;史部著作浩博,如夏之炽,应用红色;子部采撷百家之学,如同秋收,白色为宜;集部文稿荟萃,好似冬藏,适用黑色。以前对这种说法未曾留意,但在甘肃见到文溯阁《四库全书》后,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怀疑,因为它的封面不是绿、红、白、黑,而是绿、红、蓝、灰,与乾隆所讲不一致,但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又确是绿、红、白、黑。与文溯阁本颜色一致的还有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毁失的文源阁、文汇阁和文宗阁本的四种颜色不得而知,但从残存的四阁全书中看至少是有两种格式的。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杭州文澜阁本后来补齐时按史料记载重做了封面?直到现在,我仍在考虑这一问题。

  参观了甘肃省图书馆,即由馆长陪同去战备书库,书库在榆中县甘草店镇项家堡村木林沟里。从图书馆到战备书库大约七十公里,驱车而至,已近中午。榆中县的晚秋笼罩在一片红黄交织的颜色之中,公路两旁不时能见到茅盾笔下那挺拔如哨兵的白杨树,黄黄的叶子像蝴蝶一样飞上飞下。远处的黄土高坡上,沟壑均匀得有如人工摆布,像是一幅展开的壁画,而不时闪出的一树两树红叶,又似壁画上的点睛之笔,灿烂夺目。书库所在的林木沟是一个轿车费了很大劲才进去的山坳,厚厚的黄土层上,错落着几排砖房,果树掩映,有红红的苹果挂在枝头。大门打开,才看出这里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院落。院内绿荫匝地,整洁而有秩序。

  书库负责人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名叫刘德田,老家在河南雎县,是当年新四军彭雪枫的部下。老人淳朴热情,脸上写满了人世沧桑。他一边用大串钥匙打开层层库门,一边向我如数家珍般讲述《四库全书》的历史,过后还将他刚刚获奖的论文证书拿给我看。我见那大红证书上写着“甘肃省社科论文特别荣誉奖”的字样,论文的题目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在甘肃》。另一位书库保管员告诉我,老人吃住在这里几十年,很少回兰州的家,为此老伴同他离了婚,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陪伴这套书。望着老人中山服上那破损的衣领和那满头的银发,我感动得以至沉想了半天才缓过神来。

  在书库中,老人破例地准许我戴上洁白的口罩和手套翻看了一回《四库全书》。手捧二百余年前的装帧精致的写本书,我由衷地溢发出一个读书人的满足,同时又隐隐有些苦涩和沉重,每翻动一页,都感觉到有无数只古代士子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说:你很幸运。我细审每页,见每页都是固定的格式,均为红色边栏、界格,四周双边,每页8行,每行21字,书口鱼尾上写“钦定四库全书”,下写书名及页码,每书前冠以该书提要,次写该书内容。每册书首页的左上角钤有"文溯阁宝"朱红大印,尾页则盖"乾隆御览之宝"朱印。

  在书库中,我特意翻看了一遍辽宁图书馆当年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检查纪要》,认真地记下了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基本数字,因为我知道七阁所藏之书的具体册数、卷数是不一致的。纪要上详细地记着:文溯阁《四库全书》共计6199函,36313册,79897卷。另有《简明目录》、《总目》、《考证》、《分架图》等39函,265册。同时还藏有《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一部,576函,5020册。

  我贪婪地将一函书翻完,并细读了一页。书的用纸是上乘的开化榜纸,比一般的宣纸略厚,手感极好,没有翻阅一般线装书的粘连之感。我一边翻书一边想,抛开它本身的典籍与文物意义,就这小楷字,也算是最珍贵的字帖,哪一个当代书法家的小楷敢和这书上的字相比呢?然而这个念头刚刚冒出,我又鄙视自己这个蹩脚的联想。我深知,《四库全书》保存至今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我所能想像出来的。

  拍完《四库全书》,离开战备书库前,我特意同老新四军合了一个影,又给书库的职工拍了一张合照。临走时,老新四军还给我摘了几个院中树上的红苹果。那苹果树已高过库房,少说也有二十年了吧。望着几位守库人泛着紫红色如苹果一样光彩的笑脸,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三十多年了,他们守在这四周没有人烟的山沟里,苹果树长大了,他们的青春却留在了这里。

  车开出林木沟,我一直将头探出窗外,在车后一片黄土烟尘中凝望着山沟中的书库,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但脑海中总是那翻开的带有红色界格和鱼尾的一页页书影。

  

                                   五

  记得从兰州回到沈阳,已是初冬时节。我一个人再次来到文溯阁。依然是一个雨天,阁旁的梧桐树叶随着雨滴疏落,前后廊硬山式建筑的文溯阁在秋雨中更显得清峻和与众不同。在整个故宫中,只有这文溯阁呈现一种与皇家氛围不同的淡雅的冷调,从阁顶的瓦件、廊前的柱子到隔扇门窗等都是绿色的。这种冷色的格调不仅与文溯阁作为藏书楼的身份相谐调,而且还会使人想到碧水、蓝天、清风、明月等等,自然产生一种阴凉安静和深远凝重的感觉。我在阁檐下徘徊,仰头即可见到檩枋上的苏式彩画,画面表现的是“白马献书”的典故。大意是说黄河里出现了一匹龙马,龙马的背上驮着一种图;洛水里浮出一只大龟,龟背上刻着文字。这就是传说中图画和文字的起源,后人们称此为“河出图,洛出书”。这故事很能让人产生一些遐想,文字、典籍该是何等样的神圣,而保护和延续这些典籍的生命也该是同样的神圣。站在文溯阁一楼的龙椅之前,我没有再想起乾隆皇帝,而是想起了纪昀,想起了于敏中、陆锡熊、戴震、邵晋涵、周永年,还有沈兼士、张爱群、刘德田。没有这些人,我有什么理由站在这里发思古之幽情?

  然而,我也只能孤寂地站在文溯阁前发思古之幽情。在这座没有了《四库全书》,没有了《古今图书集成》,空寂了已45年的文溯阁前,我还能做什么呢。只有更多的遗憾与悲凉,感叹与无奈。

  距乾隆三十九年(1774)为《四库全书》建七阁之始,四库书阁已有330多年的历史。当年七部《四库全书》历经硝烟战火,至今只余三部半。而当年的“南三阁北四阁”,如今也只剩藏过“三部半”的四阁。如今,四阁中,只有杭州的文澜阁还藏有当年留下的半部(后来又抄写补全),其他三阁均有阁无书。北京故宫文渊阁的那一部《四库全书》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那一部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辽宁文溯阁的这一部则在甘肃兰州九州台山庄。

  2005年,甘肃投资数千万于兰州北部的九州台山庄里建成了一座完全仿照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溯阁建筑,并将文溯阁《四库全书》入藏其中,后来又建成文昌阁、国学院等附属建筑,成为黄河岸边一个著名的旅游景观。我服善于兰州方面重视文化,敬奉《四库全书》的大手笔策划,但我很难认同华夏大地又出现了一座文溯阁。既使这座文溯阁建于黄河岸边海拔1800多米高的九州台上,既使整体建筑完全按原沈阳文溯阁的格局进行设计,既使也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布局建为里三外二的六楹,既使也是歇山屋顶灰琉璃瓦绿剪边,既使楼东侧也建有碑亭,既使将当年的《四库全书》藏入其中,但还是不能增加这座建筑的真实性,终会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真珠藏于假椟之中的感觉。

  谁都知道,历经三百多年而保存下的《四库全书》已不仅仅是一部书,而是国宝级的珍贵文物,而完整性则又是文物价值的重要因素。同样一件文物,完整与否,其价值有天壤之别。《四库全书》的文物价值在于其书阁合璧,完整无损。但众所周知,存世的《四库全书》,目前有可能达成书阁一体的,只有文溯阁。而这种可能却又由于人为的因素,不仅造成长期的辽宁与甘肃两地保存权之争,而且还使书与阁长期分离达45年之久,使中华民族这一文化瑰宝造成严重的支离,这与当下的国家盛世极不相符,更与文物的属地保管原则大相径庭。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最大价值而言,谁都不愿书与阁天各一方,令凭这点,文溯阁对《四库全书》回归沈阳故宫会有先天的吸引力。况且沈阳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如能实现“书阁合璧”,定然是相得益彰,实至名归。

  

  如今,当我又一次站在文溯阁下的时候,历史已进入了2011年,文溯阁《四库全书》离开文溯阁也已经45周年了。做为华夏子民,盛京居民,我仍然期待着《四库全书》的回归。站在文溯阁之下,如果不产生这样的期待,除非是在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或是生活于可怜的生物之群。我想《四库全书》回归文溯阁那天肯定会到来的,“书阁一全”,不仅是沈阳的骄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一件幸事。到那时,我将重上文溯阁,尽情领略这一民族文化的旷世风华。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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