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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1日 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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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黑
日期:2018-07-11
来源:盛京文学网
作者:王兴华
点击:308

 

以前,在牤牛河乡工作时,我就听说索伦县有“四大黑”——公检法,国地税。组织部,交通队。但听说归听说,“四大黑”究竟是怎么个“黑法”并不十分清楚。自打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后,对“四大黑”才有所了解。

说来也巧,最开始了解“四大黑”是通过城郊镇公安派出所所长薛平贵私吞罚款这件事儿知道的。

原来,薛平贵是“**”时期的下乡知识青年。因为在农村表现得好,所以只干了二年农活儿就被抽调回城分配到县公安局刑警队工作。当上刑警的薛平贵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平时无论是在侦破案件,还是抓捕犯罪嫌疑人,他都表现积极,冲在前面。很快,受到领导赏识和重用。不到二年就被领导委以重任,派到工作局面落后的城郊镇担任派出所所长。

薛平贵很珍惜领导的重用,自从当上派出所所长后,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把城郊镇落后的治安工作局面扭转了过来。之后,连续几年城郊镇的治安工作一直保持稳定。薛平贵本人连续几年被评为县市先进个人,城郊镇派出所也连续几年获得县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晃,薛平贵在城郊镇工作了5年。5年来,他天天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打交道,难免会结实一些乌七八糟的小商小贩和地痞**。

2008年秋季的一天傍晚,太阳缓缓地落山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此时,城郊镇政府所在地古城村上空炊烟袅袅升起,不少农户家都开始忙着做晚饭。

这天晚上,轮到薛平贵和户籍员杨斌值夜班。两人在派出所吃完盒饭,闲着没事儿,坐在户籍室一边唠嗑,一边看起电视。

“丁零零……丁零零……”突然,户籍室隔壁所长办公室的电话响了起来。薛平贵忽地从沙发椅上站了起来,快步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接电话。“喂!派出所吗?我找薛所长。”“我就是。”“太好啦!薛所长,我正要找你。”薛平贵一听,是他在村里安排的眼线(治安工作监督员)梁宝昌,赶忙问:“什么事儿?”“你让我守候的‘目标’出现了。”“在哪家?”“‘客来隆’旅社。”“好!我马上过去。”薛平贵言毕,撂下电话,转身来到户籍室对杨斌说:“老杨!你看家,我去抓‘三陪小姐’。”杨斌听罢,乐得眉毛一扬,似笑非笑,兴奋地说:“好啊!又来钱了。”

派出所坐落在古城村南头公路旁,“客来隆”旅社位于村中心一条南北大街路西供销社东院,两处距离只有一里多地远。薛平贵生怕打草惊蛇,没敢骑三轮摩托车,只身一人摸着黑儿悄悄地顺着大道朝村里走,不到5分钟就来到了“客来隆”旅社。此时,旅社老板崔振辉早已把大门锁上了。从大院外面往里看屋里没开灯,一片漆黑。薛平贵知道,越是这样说明屋里越有鬼。薛平贵想到这儿,默不作声,一个鲤鱼跃龙门,翻身跳进院子,蹑手蹑脚地摸到了旅社房前,屏住呼吸隔着窗户仔细朝屋里窥视。大厅吧台前只亮着一盏昏暗的台灯,崔振辉正躺在吧台前沙发上不声不响地抽烟呢。薛平贵清楚,崔振辉既然偷偷地招来三陪小姐,这时候肯定也会把前门反锁上,不会让任何人进。想到这儿,他悄悄地绕到旅社后院,轻轻推开后门,不声不响进了大厅。

昏暗的灯光下,有人突然闯了进来,崔振辉吓得一激灵,怯生生地问:“你是谁?”薛平贵伸手啪的一下打开大厅棚顶上的吊灯,站在吧台前回答:“你看我是谁。”“你……你……你怎么进来了?”薛平贵目光森严,如利剑般刺向他,冷冷地反问:“我怎么就不能进来。”崔振辉见事已败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似哭非哭地哀求:“薛所长,你就饶过我吧,老弟再也不敢了。”薛平贵狠狠地瞪了崔振辉一眼,大声喝道:“起来!别装了。你这个没皮没脸的家伙,都饶你几次了,你就是屡教不改。”“我……我这次肯定改。”“行啦!别废话。快说,三陪小姐和**在哪个包房?”崔振辉知道,再怎么求饶也没用,只好乖乖地领着薛平贵朝走廊里面5号包房走去。此时,三陪小姐和**早已交媾完了,两人赤身裸体地搂在一起在床上正呼呼大睡呢。

“起来!把衣服穿上。”薛平贵一声厉喝,三陪小姐和**一下惊醒了,麻溜慌慌张张地坐起来穿衣裳。“跟我走一趟。”薛平贵把三陪小姐、**和崔振辉带到派出所外勤室,立即进行审讯。“你先说,叫什么名字?”薛平贵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靠背椅上,面对站在地上的三陪小姐首先发问。“袁凤琴。”“家庭住址?”“奉阳市铁东区东塔路12号5单元2楼3号。”“谁把你介绍来的?”袁凤琴一脸惊恐,眨了眨眼睛,哆哆嗦嗦地瞅着崔振辉低声说:“崔老板。”杨斌坐在审讯办公桌前,一手压在询问笔录纸上,一手握着钢笔,乜斜崔振辉一眼,轻蔑地说:“哼!狗改不了吃屎。”

外勤室内,灯光明亮,气氛森严。此时此刻,地上掉一根儿针都能听见。崔振辉和**坐在长条椅上,神色紧张,大气儿不敢出,时不时地瞅一眼三陪小姐,看一眼薛平贵和杨斌,低头不语。

审讯完袁凤琴,接着审讯**。“说吧,叫什么名字?”薛平贵面色冰冷,用威严的目光瞅着**问。“赵宝厚。”“家是哪的?”赵宝厚脸上顿时掠过一丝惊恐,哆嗦一下,低声回答:“内蒙古的。”“嚯!不近哪。这么老远,你为啥上这来找小姐?”“我……我是跑长途的大货司机。”“哦!我明白了,你是长年不回家,跑这嘎达打‘野食儿’来了。”杨斌轻蔑地讽刺一句,赵宝厚脸色红一阵白一阵,顿时把头低了下去。薛平贵又问:“有驾驶证吗?”“有。”“拿出来,让我看看。”赵宝厚麻溜从上衣兜里掏出驾驶证,恭恭敬敬地递给了薛平贵。薛平贵打开驾驶证看了看,转手交给杨斌。杨斌一边看驾驶证,一边把赵宝厚的家庭住址记在了询问笔录上。

询问完赵宝厚,接着审问崔振辉。“老实交代,最近干几回这事儿了?”薛平贵神情严肃,面沉如水,用冰冷的目光盯着崔振辉厉声发问。“就一回。”“就一回?真的吗?”“真的!我绝不敢撒谎。”“你说咋办?”“我认罚。”“好吧!过来签字,然后交罚款。”崔振辉来到杨斌跟前,在询问笔录上签完自己的名字,瞅着薛平贵沮丧地说:“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钱。”薛平贵不耐烦地瞪了崔振辉一眼,大声喝道:“回家取去。”崔振辉走后,杨斌让袁凤琴和赵宝厚分别在各自的询问笔录上签了字,然后鄙夷地问:“你们俩是想蹲拘留还是想交罚款?”“交罚款。”赵宝厚一听没有拘留他的意思,心里暗自高兴,忙不迭地抢着回答。“那好!交两千块钱。”“好!好!我交,我交。”赵宝厚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两千块钱,恭敬地交到了杨斌手里。赵宝厚交完罚款,杨斌瞅了一眼袁凤琴,大声问:“你哪!交罚款还是蹲拘留?”袁凤琴红着脸紧蹙眉头,怯生生地看着杨斌低声回答:“交罚款。”“那好!交吧。”“交多钱?”“跟他一样。”赵宝厚和袁凤琴交完罚款,灰溜溜地离开了派出所。

赵宝厚和袁凤琴刚离开派出所,崔振辉也回来乖乖地交了两千元罚款。崔振辉走后,杨斌瞪大眼睛盯着办公桌上的六千块钱罚款,试探着问:“所长,这些罚款都上缴啊?”薛平贵叼着“中华”牌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瞅着杨斌反问:“老家伙,你什么意思?不上缴还能密下(私自留下)呀?”“咳!你是不知道,以前老所长经常密罚款。不但密罚款,还经常玩三陪小姐。”薛平贵听到这里,心里一惊,半信半疑地问:“真的假的?”“咳!我骗你干啥。你不知道,那些长得漂亮的三陪小姐不乐意交罚款,趁着我们一个人在屋时,故意抽冷子脱裤子,光着屁股往我们身上贴。”“还有这事儿?”“可不是咋的。刚开始,我们谁都不敢碰。后来时间长了大伙儿才知道,老所长自个儿值班时经常玩漂亮小姐。这不,我们也都跟着这么干了。”“怪不得城郊镇卖淫嫖娼这么猖獗,原来都是你们这些家伙为虎作伥。”“老弟,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自从你来当所长以后,我们这些弟兄再也捞不着外快了,背后都对你有意见。你也不寻思寻思,这些年我们跟着你拼死拼活地干,都得到了什么实惠?”杨斌终于把憋在肚里的话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薛平贵听罢,顿时不再言语了,默不作声地低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沉默了一会儿,端起办公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轻咳两声,用惊异的眼神盯着杨斌问:“这么干要是让人知道咋办?”杨斌诡秘地一笑,欠了一下身子,小声回答:“今晚上只有咱俩,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那好!听你的,今儿个我就把罚款密下。”薛平贵心一横,拿起办公桌上的六千块钱数了数,递给杨斌一半,顺手将剩下的三千块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常言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打这以后,薛平贵和杨斌两人经常在一起值夜班。每次值夜班时,都要抓三陪小姐和**,有时还抓赌。每次都私分三陪小姐和**交的罚款和赌资。时间一长,事情很快败露了。二人吃“独食”不给别人一分钱,势必引起其他民警的不满。不知是谁,不声不响地向县纪委举报了此事。经审查,薛平贵和杨斌对合谋分赃款供认不讳。不久,县局党委决定:给予薛平贵和杨斌撤职处分,开除党籍。

 

索伦地区的县乡干部心里都明白,虽然薛平贵私吞罚款是县公安队伍贪污腐败的冰山一角,但这足以说明个别公安干警是多么的“黑心”。

公安干警这样“黑心”,检察院的干警又怎样呢?在索伦县,一些贪官被双规后,贪官家属立马就能把县纪委和检察院反贪局“打点明白”(送钱送物)。那些办案人员收到钱财后,肯定会给被双规的贪官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检察院干警如此“黑心”,法院又咋样?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从古至今,历朝历代的办案法官都是“吃”完原告“吃”被告,直到把原告和被告折腾的筋疲力尽,然后再对双方进行调解。最终把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办成双方“都满意”的“人情案”,心安理得地笑纳原告和被告“进贡”的钱财。

公检法如此“黑心”,国地税又如何?谁都知道,国地税专门跟工商个体户和企业打交道。只要把税务干部“整”(贿赂)明白了,那些工商个体户和企业的日子自然过得顺风顺水。

我在牤牛河乡政府工作时认识一个叫范世勇的干部,他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乡政府文化站工作。当时,一个学生刚毕业就有了工作可让人羡慕了。可他却高兴不起来,嫌乡政府工资低。恰巧,没过一年,县地税局招聘税收协管员。范世勇看完招聘简章,当机立断,毅然决然地报考了。也许范世勇天生就有发“外财”的命,没想到真考上了,他被分配到城郊镇当税收协管员。没过多久,他发现了一个快速便捷的“发财之道”——对不向他进贡的个体户和企业一律按税收上限收税;对向他进贡的个体户和企业大开“绿灯”,一律按税收下限收税。非但如此,还帮给他钱财的企业做假账,暗中帮助企业偷税漏税。这些企业老板当然不糊涂,每年都从少交的税款中拿出一大笔钱“孝敬”他。这样,不到两年的工夫,他在县城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楼房,从乡下搬到了城里。没过几年,又买了一辆私家车。老百姓都知道,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能在城里买楼房全县也没有几个。乡干部更知道,那些“黑心”税务干部,每年光是捞的外快要比我们一年的工资高出五六倍。难怪范世勇这么牛,刚毕业就搬到县城去住,买房又买车。

揭秘公检法、国地税“黑幕”,再看组织部是怎么个“黑”法。谁都明白,组织部是管干部的衙门。自古以来,这个衙门都是有人爱有人恨。谁都知道,要想在索伦县当乡镇一二把手或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一把手,除了把县委组织部长蔡克民和分管干部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孟庆有“整明白”(送钱送物),还得把县委书记贺宝强“整明白”。要不这么做,你就是干得再好也别想进入这个层次当一二把手。要想当副乡(镇)长或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副职相对容易一些,只要把蔡克民 “整明白”就行了,不必再给孟庆有和贺宝强 “进贡”。“黑心”组织部卖官鬻爵(当权者出卖官职、爵位以聚敛财富),气得没有被提拔重用的县乡干部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顺口溜——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

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光跑不送,平级调动。

 

那么,既然给组织部送钱财就可以得到提拔重用。可令人气愤的是,你要是不认识蔡克民,他还不敢收你的钱财,这就是“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我生气地对同事说,当今县委组织部还不如清朝的吏部呢。在清朝,不管是谁,给吏部送钱照收不误,收完钱保准卖给你一个官职。正是因为“黑心”蔡克民的存在,索伦县没有被提拔重用的县乡干部,一个个都义愤填膺,气得鼓鼓的,心里憋一肚子气又没地方发泄,只好又编了一副寓意深刻的对联讽刺组织部——

 

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下联: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批:不服不行。

 

蔡克民制定了这个提拔干部的标准,自然就得按照下面的规矩办事。不管是谁,你再德才兼备,符合当干部条件,但要是不给蔡克民“进贡”,蔡克民“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反之,你再缺德少才,不符合当干部条件,但只要给蔡克民“进贡”,蔡克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的干部太好当了,只要不是傻子谁都能当。因此,那些不跑不送或光跑不送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身边不如自己的人飞黄腾达,转眼之间就升官发财,一个个气得有话没处说,只能拉屎攥拳头——暗气暗憋,背地里大骂蔡克民。可是骂也没用,你再有能耐有本事“不服不行”。正因为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余毒延续到今天,所以导致当今不少党政机关干部无德无能,整天庸庸碌碌,不作为,混饭吃,不给老百姓办实事。正因为带病提拔这些花钱买官的“黑心”干部,这些人买完官必然不择手段地往回捞钱,所以才导致今日中国贪官遍地,腐败成风。正因为这些贪官“吃拿卡要”,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所以才导致当今社会干群关系紧张,老百姓和政府离心离德,十分对立。今天,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老百姓仇官、仇富心理异常严重,恰恰都是“黑心”组织部卖官鬻爵造的孽。

组织部“黑”得如此恨人,再看“第四黑”交通队。

2008年,中国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当年,借举办北京奥运会之机,贯彻“绿色奥运”主题,以此展示中国各城市良好形象,全国各地立即加大城市环境卫生和交通整治力度。

索伦县政府为整治城市环境卫生和交通,立即指示交通队取缔县城内的“板的”(“的”此处读音dí)。“板的”,是索伦县老百姓对人力三轮车和电动三轮车这两种交通工具的俗称。10多年前,索伦县城内一些下岗工人和无业游民,为了生存和养家糊口,只好利用“板的”在县城里拉客挣钱。自从有了“板的”,县城的交通环境立刻变得混乱不堪。每天从早到晚,大街小巷到处是“板的”。为了多拉客,“板的”不管在什么路段都横冲直撞,即使路过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也不停车,旁若无人地冲过去。“板的”拉客不遵守交通规则,停车也是一样,不管什么地点都随意停放。尽管“板的”在县城内拉客时像老鼠似的乱钻乱窜,停车时乱停乱放,因为不受交通法规管制,所以交警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想管管不了,只有在他们撞人或撞车造成交通事故时才能管。

10多年来,几百辆“板的”严重地影响了县城交通环境,不单交警对他们毫无办法,老百姓也挺烦他们。这回好了,借助全国上下治理城市交通环境的东风,可得好好整治一下“板的”。很快,县政府一声令下,交通队立即发出取缔“板的”通告。只用一周时间,索伦县城内的“板的”很快绝迹了。“板的”被取缔后,有的业主自己把车卖掉了,干起别的营生。不少“板的”被县政府低价收购后,全都集中到了因交通肇事被扣留的报废汽车停车场。报废汽车停车场归交通队管理,坐落在索伦县城南城郊镇古城村一个农家大院。村里人都知道,这个停车场老板潘玉江跟县交通队有多年的交情。自打交通队把没收的“板的”拉到停车场后,他就打起了歪主意。心想,这些“板的”整天在这堆着占地方,莫不如偷偷地把它卖掉还能挣一笔钱。主意已定,他赶忙去找交通队队长金东明商量。金东明平时捞外快都捞惯了,一听潘玉江要卖“板的”,当即应允。这些年来,潘玉江靠交通队设在他家的报废停车场挣了不少黑心钱。索伦县周边方圆百八十里几个县城及各乡镇倒腾二手汽车的二道贩子他都认识。每次卖掉报废车,他都按四六分成给金东明一大笔钱。这次卖“板的”也是一样,按四六分成——一辆“板的”卖3000块钱,他给金东明1800元,自己留1200元。没过几天,潘玉江通过朋友找到了五六个买主,都是索伦县各乡镇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经过讨价还价,一辆半新不旧人力“板的”定价1500块钱,一辆八成新电动“板的”定价3000元。一共卖出4辆人力“板的”,两辆电动“板的”,总计卖了1.2万元。他麻溜去交通队给金东明送去7200元,剩下4800块钱揣进了自己腰包。没想到,卖“板的”可真挣钱哪,这可比向司机“吃拿卡要”和向肇事车主“卡油”(索要办案人情费)挣钱还快。金东明把一摞百元大票放进办公桌抽屉里,笑吟吟地说:“真没想到,这破‘板的’还真能卖上价。”潘玉江笑容满面,坐在金东明办公室老板桌对面的沙发上,喜滋滋地应和: “可不是嘛!那些买主都不傻,买半新不旧的‘板的’要比买新车便宜多啦。”“那赶紧挑好的卖吧,卖不出去的‘板的’过几天都得销毁。”潘玉江顿时收住了笑容,怔怔的看着金东明,纳闷地问:“怎么,那些‘板的’要销毁?”“是啊!这不,昨天温县长来电话了,让我把收缴上来的‘板的’全部销毁。”“好吧!我赶紧回去张罗卖。”几天后,潘玉江又卖了10多辆“板的”。除了给金东明那份儿分成,自己又挣了8000多块钱。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潘玉江万万没有想到,他私自卖的一辆电动三轮车竟然被索伦县城内一个叫甘学礼的无业游民买了去。原来,在交通队大张旗鼓地整治交通环境时,还是有个别人没有上交“板的”,这些人利用早晚交警下班时间还在偷偷摸摸地拉客。原先,甘学礼一直靠蹬“板的”养家糊口。此时,见有人还在蹬“板的”拉客心里太不平衡了。暗自气愤地骂道,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遵纪守法反倒吃亏了。想到这儿,随后就去潘玉江家买了一辆“板的”继续重操旧业,利用早晚时间又开始偷偷摸摸拉客挣钱。

几天后的一个血色黄昏,一轮夕阳很快落山了,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不一会儿,索伦县城内大街小巷的路灯全都点亮。在路灯的照耀下,整个县城亮如白昼,街上行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此时,在大街巡逻的交警早已下班。甘学礼见大街上没有交警了,麻溜回家把电动三轮车开了出来。像往常一样,他把“板的”开到县城街内百货大楼前马路牙子边上停了下来,坐在车里耐心地等客。刚等不一会儿,一个光头男子拎着一包东西从百货大楼走了出来。甘学礼赶忙上前搭讪:“师傅!坐车吗?”“坐。”光头男答应一声,拎着东西猫腰钻进车里。“上哪?”“北转盘东边‘锦绣花园’小区。”“好嘞!”甘学礼右手一拧油门儿,三轮车“突”的一声朝北转盘方向驶去。刚走不远,光头男无意间看了一眼车厢。心想,咋这么眼熟呢?越看越像自己的车。但不敢十分确定,便试探着问:“师傅!这车是你的吗?”甘学礼漫不经心地边开车边回答:“不是,我刚买的。”“从哪买的?停车场。”“哪个停车场?”“交通队的报废停车场。”“花多钱买的?”“3000。”果然是我的车。光头男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他在拉客时不小心跟一辆轿车刮碰,车尾右侧一块油漆被刮掉一块。为进一步确认,下车后,他给完甘学礼车脚钱,不露声色地问:“师傅!给我一张名片,下次我还打你的车。”甘学礼听罢高兴坏了,二话没说,从上衣兜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光头男接过名片,快步走到三轮车后边仔细查看,果然有一块油漆被刮掉了。原来,光头男叫鲁立山,也在县城蹬“板的”。他很有心计,发自己的三轮车后并没有声张。他知道,现在是官官相护,一旦声张,不但要不回来“板的”,搞不好还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所以,他第二天一大早就给奉阳电视台打了匿名电话,原原本本地举报了潘玉江倒卖“板的”这件事儿。电视台接到群众举报电话,立即派记者到索伦县秘密采访。金东明见事已败露,顿时蒙门儿了。一边让办公室主任冷春鹏与记者周旋,一边偷偷给潘玉江打电话,让他赶紧去找县委宣传部帮他摆平此事。

一天早晨,火红的太阳升起一竿子高。像往常一样,吃罢早饭,我照例提前10多分钟就上班了。走进县委大楼一层西侧新闻科办公室,我把公文包放在电脑桌旁,操起笤帚开始清扫办公室水磨石地面。扫完地,又拿起抹布抹桌子。突然,一个身穿花布衫、剪着“锅盖头”的中年男子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见面就愣冲冲地问:“谁是王科长?”我奇怪地瞅了他一眼回答:“我就是。”“锅盖头”像见到救星一样,急切地用命令的口吻瞅着我说:“快把记者摁住。”我压根儿不认识这个流里流气的家伙,见他愣头愣脑如此没有礼貌,见面就让我把记者摁住,心里一阵好笑。我手握抹布站在窗台前,鄙夷地打量他两眼,冷冷地问:“你是谁?”“我是潘玉江,是交通队金队长让我找你。”“你是交通队的?”“不是,我是停车场的。”“停车场的?金队长为啥让你找我?”“记者要来曝光。”“曝光!曝什么光?”“哎呀!一两句话说不明白,金队长让你们宣传部赶紧去人,等见到他你就知道咋回事儿了。”“那好吧,你等着,我得向魏部长汇报一下。”我把抹布放在窗台上,转身离开了新闻科。

宣传部各科室在县委大楼内一层和二层办公,魏文刚副部长的办公室就在二楼东侧。我快步来到二楼见到魏文刚后,简要地汇报了交通队金队长派“锅盖头”找我们的来意。魏文刚听了一愣,不解地问:“到底是什么事儿?金队长为啥不能在电话里说。”我猜测说:“他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所以才派人亲自来找我们。”“那好吧,去交通队看看。”魏文刚说罢,拿起办公桌上的公文包夹在腋下,跟着我走出了办公室。

交通队在城西火车站广场北侧,离县委不远。10多分钟后,我和魏文刚坐着“锅盖头”的奔驰轿车来到了交通队。见面后,金东明客气地跟我和魏文刚握了握手,随后急切地说:“你们可来啦,快帮我想想办法,这事儿要是让记者曝光可就糟了。”魏文刚奇怪地问:“什么事儿?记者要曝光?”“咳!你们都不是别人,我就实话实说吧。”金东明说到这儿,停顿一下,不好意思地瞅了瞅我和魏文刚,简要地把潘玉江私自倒卖“板的”的事儿说了一遍。我和魏文刚一听就明白了,这事儿肯定牵扯到他。不然的话,他绝不能这么害怕。没等我开口,魏文刚急着问:“记者在哪呢?”金东明回答:“在三楼会议室。这不,我让办公室主任冷春鹏在跟他们周旋呢。”“好吧,我们先跟记者见一面再说。”

来到三楼会议室,冷春鹏正跟两名记者唠嗑呢。我和魏文刚一看,互相对视一下,顿时都皱起了眉头。我俩各自心里暗自寻思,今儿个这“火”可不好灭,这两名年轻记者我们谁都不认识呀。但是,我知道,魏文刚跟金东明的交情可不一般,二人是多少年的“铁哥们”,这“火”灭也得灭,不灭也得灭。想到这里,我主动上前跟两名记者握了握手,热情地说:“你们好!我叫王清华,是县委宣传部新闻科长。”说罢,用手一指魏文刚说,“这位是我们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魏部长。”我话音刚落,魏文刚瞅着两名记者急着问:“你们是哪个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打量魏文刚一眼,平静地回答:“我们是奉阳电视台的。”“请问您贵姓?”“我姓徐。”姓徐的记者边说边掏出《新闻记者证》让魏文刚看了一眼。“哦!你叫徐洪涛。这回咱们认识了,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魏文刚说罢,我接着问:“你们是哪个部的?”徐洪涛回答:“社会新闻部。”我又说:“‘热点新闻’节目就是你们办的吧?这档节目挺受欢迎。”我刚说到这儿,魏文刚也说:“‘热点新闻’节目办得挺好,我也经常看。”没等魏文刚说完,徐洪涛一脸严肃地先发制人:“魏部长,你们也是为‘板的’这事儿来的吧?”魏文刚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是。”“那好!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们今儿个来就是走一下程序,跟交通队核实一下情况。没想到他们不配合,愣说领导不在家。你看,一直让冷主任跟我们周旋。”魏文刚赶紧解释:“哪里!你多心啦,他们哪能不配合呢。”徐洪涛知道魏文刚是在为交通队遮掩,脸上顿时露出不快的神色,有些不满地说:“你还不相信哪,我们想见一下交通队的领导都见不着。”“徐老师,我看这样。既然交通队领导不在家,我们宣传部可以配合你们。”“好啊!那就请魏部长说说,你们县政府打算对倒卖‘板的’这件事儿怎么处理?”没想到,徐洪涛一点儿面子不给,竟然会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魏文刚毫无思想准备,一时语塞,尴尬地笑了笑不知如何回答。见此情景,我赶忙给魏文刚解围,客气地说:“徐老师,这里说话不方便,我看咱们换个地方谈吧。”“好吧!那就换个地方。”徐洪涛把会议桌上的钢笔和采访本装进包里,起身和摄像记者蒋恩顺跟着我们离开了交通队。

像往常一样,我和魏文刚把两名记者直接领到了县城百货大楼对面的“贵宾楼”大酒店。采用以往惯用的“灭火”办法——先请记者吃饭,然后给“封口费”。

上午将近10点,徐洪涛和蒋恩顺跟着我们来到“贵宾楼”大酒店。我们在二楼一间包房落座后,服务员随后跟了进来。徐洪涛看了我和魏文刚一眼,不好意思地明知故问:“咋地?这么早就吃午饭哪?”魏文刚讪笑着说:“可不是嘛!你看,眼瞅着到中午了,咱们边吃边唠。”我麻溜把《菜谱》递给徐洪涛,诚恳地说:“徐老师,你爱吃啥点啥。”徐洪涛此时一点儿也不客气了,接过《菜谱》翻了几页,点了一个猪肉大骨血肠炖酸菜。徐洪涛点完,我让蒋恩顺点。蒋恩顺看了看菜谱,点了一个清蒸八宝鱼。接着,我和魏文刚又点了几个菜。

一袋烟的工夫,一桌子丰盛的菜肴上齐了。魏文刚端起酒杯首先说道:“我先敬二位一杯。”语毕,一仰脖儿掫进嘴里。

俗话说,烟酒是沟通感情的媒介,这话一点儿不假。三杯酒下肚后,我们几个人的话匣子顿时都打开了,大伙儿越唠越近乎。闲谈中得知,原来徐洪涛老家也是牤牛河乡。我一听好奇地问:“你是哪个村的?”“二道沟村的。”我赶忙问:“我提个人你能认识吗?”“你说谁吧?”“徐宝祥。”“徐宝祥是我父亲。”“好嘛!真是巧了,我跟你父亲是高中同班同学。这扯不扯,原来你是徐宝祥的儿子呀。”提到徐宝祥,魏文刚马上问徐洪涛:“怎么?徐宝祥是你父亲。”徐洪涛答:“是啊。”“哎呀!小子,咱俩可是实在亲戚哪。”“真的假的?”徐洪涛半信半疑,用狐疑的眼神儿瞅着魏文刚。“你小子还不信,你父亲徐宝祥得管我叫五叔。我问你,你爷是不是叫徐继武?”“是啊。”“改革开放前,你爷在牤牛河公社当副主任。”说到这里,魏文刚顿了顿,接着说,“我没记错的话,十多年前你爷是从青山粮库退休的。”“一点儿不差,你咋知道的?”徐宝祥更加奇怪。“你不知道,我跟你爷是亲姑舅弟兄。要是从你爷那论,你得管我叫五爷。”魏文刚说到这儿,徐洪涛麻溜端起酒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五爷,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来,我敬你一杯。”话已说到这个份儿上,徐洪涛只好把秘密采访的经过直言相告。原来,徐洪涛和蒋恩顺前天晚上就来县城采访了。他们在鲁立山的带领下,一连采访了五个“板的”业主。这五个人的说法跟鲁立山举报的情况完全一致,他们的“板的”都是从潘玉江家的报废停车场买的。本来,徐洪涛想走一下程序——跟交通队核实一下情况,然后再作报道。没想到,交通队愣是不配合。他很生气,非要见交通队的领导不可。要不是我和魏文刚及时赶到,他当即决定:不再跟交通队核实情况了,马上回电视台,晚上在“热点新闻”栏目直接把这事儿曝光。不曾想,今儿个意外地遇到了他五爷和他父亲的老同学。事已至此,既然有了这两层关系,我和魏文刚心里顿时有底了,今天这“火”更好灭了。

徐洪涛介绍完,魏文刚笑着说:“好小子,你们既然都采访完了,那今晚上就曝光吧。”徐洪涛此时已经喝得五迷三道,醉醺醺的,不知他五爷在跟他说笑话,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用迷离的眼神儿瞅着魏文刚问:“五爷,你啥意思呀,我能这么干吗?”我笑着赶忙接过话茬:“侄儿小子,你五爷是在跟你开玩笑呐。”蒋恩顺心领神会,立刻承诺:“放心吧,王科长,魏部长。既然洪涛大哥跟你们有这两层关系,‘板的’这事儿我们就不曝光了。”蒋恩顺话音未落,魏文刚赶紧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麻溜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信封,递到徐洪涛和蒋恩顺面前,客气地说:“那好!‘板的’这事儿让你们二位费心啦。”徐洪涛醉眼朦胧,贪婪地盯着信封假装推辞:“这哪行!我们可不能收。”“你小子别装了,拿着吧。”魏文刚满嘴酒气,瞪着通红的眼睛理直气壮地对徐洪涛说,“这是交通队和潘玉江应该给的。不然,这事儿要是曝光了,我看可够他们喝一壶的。”

【编者按】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故事情节曲折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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